关于刺绣，有一个传说：相传，上古时期，吴地的居民有断发纹身的习俗，因为他们生活在水域，以捕鱼为生，断发是为了游泳时减少水的阻力，纹身是起保护色的作用，为了避免水中作业时鱼类的侵袭。后来，人们渐渐开始穿衣披裳，取代了原来的赤身裸体，但纹身的习惯仍然保留着。这时，一个叫女红的姑娘为了让人们免受皮肉之苦，把刺在身上的图案改绣在衣服上，于是就产生了刺绣。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聪明的姑娘，便把刺绣这门手工艺称为女红。

  传说都是美丽的，人们在想不通某件事情时，往往就会编造一个美丽的说辞以成全自己美好的想象。但这一传说至少也说明了刺绣与服饰的关系，刺绣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尚书》中有关于刺绣的最早记载，是舜对禹说的一段话：“……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米粉、火、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说的就是制作衣服的规矩，即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画在衣服上，把宗彝、藻、米粉、火、黼、黻六章绣在下裳上。自那时起，从九五至尊的龙袍到普通民女的嫁衣，从为新生婴儿做的虎鞋虎帽到为入殓死者做的寿衣寿鞋，无处不能找到刺绣的影子。

  从服饰起，刺绣还渐渐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一篇有关于民间工艺的文章《情与美》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哪家姑娘正在掀开绣花的镜帘，一位年轻的妈妈正给坐在炕沿的娃子穿上虎头鞋。戴着红色肚兜的赤膊幼儿，肚兜上绣着除“五毒”的花样……精巧的鸡笼边，簪着鲜红鬓头花的媳妇相互品评那庆端阳的彩丝巧粽和香荷包。村外的小桥旁，一个待嫁的女儿，正把绣着坐轿花纹的汗巾送给情哥哥。而小姑娘新媳妇儿们正围着货郎担选花样、配丝线。”刺绣是旧时女子的主要活动，闲来没事就开始摆弄针黹，绣着美、绣着情感。有些地方女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在长辈们的教导下绣自己的嫁妆了，绣的都是吉祥图案，寄托着自己美好的祝愿。民歌中就经常会出现借刺绣来表达情感的曲子，比如山西民歌《绣荷包》就是此类，里面这样唱道：“小小荷包双丝飘，妹绣荷包坠郎腰，不等哥哥等哪个，荷包绣给情哥带，哥带荷包街前走，妹有心事告诉哥”，朴素的感情即通过绣花荷包来传递。这些活动都是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所以其中总透着愉快的情愫。宫廷绣则不然了，它外表富丽堂皇，背后却满是绣女们的血泪心酸。她们没有表达情感的自由，有的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只能按规定的图案色彩进行制作，所以绣出来的东西虽然华美却缺少灵动。文学作品中也经常有哀叹这些绣女的诗句，比如唐朝诗人秦韬玉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钱，为他人作嫁衣裳”，一语道破她们的悲惨命运，又如元朝诗人元好问的《倦绣图诗》：“可怜憔悴田间女，促织声中对晓灯”，也反映了为朝廷赶制贡品的绣女们的辛劳。

  与民间绣和宫廷绣不同的是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们的刺绣，她们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在刺绣过程中无形中就会把一些文化因素融入其中，这就有助于刺绣品位的提高。有的闺阁女子甚至把刺绣作为自己生命的精神寄托，将心力全部倾注其中，比如明朝时期的苏州女子黄汉宫，她工声律、通经史，却红颜薄命，三十九岁时就因心脏病而香消玉殒，她在去世前曾绣了一幅小画，上有题字，曰：“暮鸟宿孤枝，写去寄君知。家贫逢岁晏（宴），茫茫无所知”，可以推知这幅作品绣的情景就是她当时的心情写照，如此投入生命心力的创作绝非其他绣可比。而明朝的另一位才女韩希孟则凭着自己的纤纤素手将刺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她创作时基本上都精选历朝名迹，而且态度极为认真，她的丈夫顾寿潜在谈到时曾说：“寒铦暑溽，风冥雨晦，弗敢从事，往往天晴日霁，鸟悦花芬，摄取眼前灵活之气，刺入吴绫。”她把刺绣当作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方式，所以精益求精，常常数年才能完成一幅作品，但绣出来的作品往往也能得到文人学者的普遍赞赏，从而造就了顾绣的一代辉煌。到了近代，西方的入侵给了中国社会以强烈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画成了文艺界的新宠，传统针法在表现西画方面却显得有点无能为力，出现了问题，必然就会有人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刺绣从来就不乏这样的有心有才之人。先是苏州人沈寿，她在赴日考察后，受日本刺绣手法的启发，同时又结合自己以前对西画的感悟，创造了“仿真绣”。她绣的《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耶稣像》等享誉国际，让中国传统工艺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不久，无锡人华璂也根据西画原理创造了“列针绣”，比传统的平绣放针较为自由，有利于表现色彩和光影。后来，江苏武进人杨守玉更加大胆地打破了传统针法的局限，开创了放针更加自由的“乱针绣”，表现西画更加自如。她们将刺绣的表现领域拓宽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当代人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也在不停地努力，并不断地有所突破。所幸，刺绣本身有随时代而发展的属性；所幸，刺绣有一代又一代推它不断发展的人们。